六四

　　河北河間黎民居鄉政府在讓個體戶補繳稅款時，在原有稅款上多加了5000元支票貼現，當問為什麼時，對方說“稅收任務重，加了5000，你有意見麽？”個體戶沒有交這筆款，第二天就從1萬2變成了6萬，而第三天就直接要貼封條封他的小作坊（12月12日央視《焦點訪談》）。
　　晚繳一天，稅款從1萬2千變成6萬。翻番速度之快，令人瞠目結舌。而更讓人驚訝的是，噹噹事人變聰明瞭，按照這位鄉政府負責收稅的李票貼書記所言“你早來找我，我讓你少花點錢就把這事給辦了嘛”的訓示行事，稅款數額又從1.2萬元減到了5000元。稅收數額的大小，盡取決於當地一些幹部的個人意志。而莊嚴的稅收法律，卻成了這些人胡亂徵稅時的“遮羞布”。所有這些，所暴露的不單是個別幹部過高的徵稅裁量權，更是當地基層治理的制度性失序。
　　徵稅，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權力。其征收的範圍與對象乃至數額，搜尋行銷應該按照法律條文來執行。但對河北基層政府而言，這些法律條文已不構成現實的規範意義，或者按照著名歷史學者吳思的觀點，這些人在日常執法中，已經形成了一套自己認可的“潛規則”。當然，這其中也有所謂的“關係社會”人情影響的因素，但更多的是權力與利益勾兌的衍生品。
　　這種權力尋租現象，本不新鮮。但就當下中央頻頻向官僚主義打出組合拳的大背景而言，河北基層政府肆意擴大徵稅數額的行為，亦超出了一般的權力尋租常理，暴露出室內設計某種權力的“土豪”心態。這或許是因為兩方面的原因：一則，個別基層幹部文化水平並不高，現代政治文明，沒有在他們心中扎下根；二則，關乎基層權力生態的監督渠道仍不夠暢達。對生活在邊遠鄉村的人們而言，發達的媒體監督與制度監督，就如摸彩票中到大獎，焦點訪談到鄉鎮，不僅官員想不到，民眾也想不到。對更多的邊遠地區而言，所謂規範權力運行，可能僅僅只能依靠當地領導幹部的道德自覺。
　　而就河北省河間市黎民居鄉政府徵稅一事而論，這種道德自覺顯然不堪一擊。不獨這徵稅的數額可以由個別人說了算，就連繳稅也都交給了私人賬戶。而“過頭稅”等等，更是在河間地區司空見慣。這種基層治理的混亂與失序，按說早該引起當地上級有關部門察覺。但搜索相關新聞，並不能找到河間市的支票貼現官方態度。而從新聞中，可以得知，這些基層所開展的綜合治稅工作源於“2013年度河間市下達的追繳稅款任務”，但顯然追繳稅款不意味著胡亂徵稅，黎民居鄉政府的徵稅行為理應置於法律的框架下，而現在，既然這些基層政府已經離開法律另搞一套，當地上級部門就應該及時做出反應，進行糾偏與懲處。除此之外，更高一級的調查也應迅速介入，比如河間市地區還有多少這樣的鄉鎮，其它地區還有多少這樣的胡亂徵稅行為，凡此種種，都有賴於“廟堂”與“江湖”打通溝通渠道，祭出重拳，規範基層治理秩序，真正做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“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”。
　　（河南 李冰潔）　　（原標題：收稅“坐地漲價”警醒基層治理困局）